本文为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俊华在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成立40周年大会暨2025年学术年会专题论坛上的报告，文章根据现场讲话内容整理，部分有删减。内容经本人审阅。

    孙俊华，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管理学博士，教育学博士后。曾在英国约克大学和美国堪萨斯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主要研究兴趣为创新创业教育、校企合作、战略规划和高等教育分类。现兼任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常务理事、江苏高教学会教育经济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KAB全国推广办公室微创业导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管理科学学报》《经济管理》《运筹管理》《江苏高教》《高校教育管理》《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方经济》等学术期刊审稿专家。

尊敬的龚放教授、吴立保所长、刘自团所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上午好。很荣幸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来同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完成的新高考政策实施后的大学生专业认同研究。

    首先是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2014年，国务院颁布《钱柜登陆,钱柜入口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标志着我国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正式启动，上海、浙江成为首批试点省市。截至2025年，大部分省市已推进新高考改革。新高考的核心目标在于调整招生与志愿填报方式，通过在高中阶段增设生涯规划课程，强化高中与大学教育的衔接，提升学生对大学生活的适应性及专业认同感。然而，新高考改革在实施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些现实困境：一是高考志愿填报功利化倾向显著，学生及家长受社交媒体、社会舆论下“热门专业”等功利导向影响，优先关注“能否进入更好院校”，而非专业适配性；二是志愿填报模式变化，平行志愿填报模式的出现使高考录取从传统意义上的“择校”，演变成“择校”和“择专业”之间的动态平衡；三是高校生源与知识结构变化，高考综合改革所秉持的自主性理念，带来了高校生源与知识结构的多样化，亦为高校管理和人才培养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此前研究已发现学生进入大学后常面临专业兴趣丧失、“大二迷失”、自主学习动力不足及职业生涯规划迷茫等问题，而新高考改革是否能有效缓解这些问题、提升学生专业认同，仍需实证检验。基于此，本研究依托厦门大学史秋衡教授主持的NCSS调查数据，聚焦新高考后大学生专业认同状况，探究改革实际效果。

    其次是研究的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当前钱柜登陆,钱柜入口新高考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大维度：其一，围绕选拔方式与高考技术展开，核心关注教育公平，例如分析不同群体学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其二，聚焦新高考对学生培养效果的影响，涵盖新生入学适应性、学习投入程度及学业成绩等指标。当下研究虽然已在多个方面对新高考改革对学生专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然而仍存在以下几点局限：第一，现有研究多集中在短期的学业表现和适应性评估，对于新高考改革如何影响学生的专业认同，尤其是在高中到大学的衔接过程中，学生如何在不同教育阶段的差异中构建和维持专业认同，这一问题的研究还相对较少。第二，样本的局限性。大多有关新高考的研究基于单一省份或高校数据，缺乏全国范围、不同院校类型的综合比较。第三，新高考改革对不同院校、不同专业学生群体的影响差异尚不明晰，值得进一步探索。一项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其“教育公平”的目标？哪类学生群体在其中更受益？——回答这些问题为我们进行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分类评价提供了依据。

    本研究认为，专业认同可从认知、情感、行为倾向三个维度衡量：认知维度和情感维度分别通过“入学后是否转专业”和“专业满意度”两个指标来度量；行为倾向维度则聚焦“未来就业选择与所学专业的匹配度”，该指标也是衡量就业质量的重要标准——当前高校普遍推行大类招生，且在不同阶段为学生提供专业调整机会，进一步凸显了这三个维度的合理性。基于I-E-O模型，本研究构建实证分析框架：将“是否为新高考生源”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同时控制学生背景特征，如性别、家庭情况等；将“转专业行为”“专业满意度”“专业与工作匹配度”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此检验新高考改革对专业认同的影响。此外，结合现实中“优先选院校”的志愿填报导向，引入“院校满意度”作为调节变量，探究其是否会对专业满意度产生替代效应。

    再次是实证分析过程。在数据来源与筛选方面，研究数据来源于厦门大学国家大学生学情调查（NCSS）数据库。考虑到2024年调查时多数省市已实施新高考，为精准识别改革影响，本研究剔除上海、北京等前两批改革试点地区的样本，仅保留第三批试点地区样本作为干预变量，且分析对象限定为本科高校学生。最终有效样本量约12.6万条，其中新高考生源占比37%。在变量测量方面，核心变量为：专业认同通过“转专业行为”（二分变量，“是/否”）、“专业满意度”（从院校整体满意度评价中提取的连续变量）、“专业与工作匹配度”（基于学生职业规划与专业一致性的有序变量）测量；“新高考生源”构建0-1虚拟变量，将生源地为第三批改革8省市的学生定义为新高考生源，赋值为1；将生源地为2019年前暂未启动新高考改革省份的学生定义为传统高考生源，赋值为0。调节变量为院校满意度，通过学生对院校整体的评价得分衡量。控制变量涵盖学生性别、家庭所在地、父母学历等背景特征。在分析方法与结果方面，描述统计分析初步结果显示，新高考生源在“转专业比例”“专业满意度”“专业与工作匹配度”三个指标上均显著优于传统高考生源，初步验证了“新高考提升专业认同”的假设。基准回归分析中采用多元回归模型（根据变量类型分别选择Logit、OLS等方法），结果表明新高考生源的转专业概率显著更低、专业满意度显著更高，但对“专业与工作匹配度”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因样本中学生尚未进入求职或就业阶段，就业选择仍存在不确定性。调节效应分析则引入“院校满意度×新高考生源”交互项后发现，新高考生源对院校满意度越高，其专业满意度反而越低，印证了“院校满意度替代专业满意度”的效应，即“优先选院校”会削弱学生对专业的认可。稳健性检验中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控制样本选择性偏差，结果显示“新高考降低转专业比例”的结论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从年级看，新高考对高年级学生转专业行为、专业满意度的影响更显著，对低年级学生“专业与工作匹配度”影响更显著；从院校类型看，新高考能显著降低“双一流”高校学生转专业比例，提升普通高校学生专业满意度；从学科看，新高考对人文学科学生的转专业行为抑制作用及专业满意度提升作用更明显，但会降低理工科（含农医）学生未来就业的专业匹配度。

    最后是结论与对策。本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新高考改革初步实现预期目标：显著降低学生转专业概率、提升专业满意度，从行为与情感层面促进了专业认同，但对“专业与工作匹配度”的影响尚未显现。第二，志愿填报导向存在矛盾：“优先选院校”的倾向导致院校满意度削弱专业满意度，反映出院校选择与专业选择的竞争性冲突。第三，改革效果存在异质性：对“双一流”高校、人文学科学生的转专业行为影响更显著；对普通高校、人文社科专业学生及高年级学生的专业满意度提升更明显。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三点对策建议：其一，深化新高考改革细节。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规则，引导学生平衡“院校选择”与“专业选择”，例如探索“专业+院校”志愿模式的完善路径，减少功利化倾向。其二，强化高中与大学的衔接。加强高中阶段生涯规划课程建设，结合其他研究结论开设对提升学生大学适应性有显著作用的课程；同时需优化大学课程开设时间与授课方式，从而增强针对性与实用性。其三，高校需差异化优化培养体系。“双一流”高校可依托新高考优势，进一步完善专业引导机制，巩固学生专业认同；普通高校可聚焦专业满意度提升，强化课程质量与实践环节；针对理工科（含农医）学生，需加强职业规划指导，提升其专业与未来就业的匹配度。

    本研究为初步探索，部分结果的内在机制仍需通过质性访谈等方式进一步验证，后续可围绕“生涯规划课程效果”“专业匹配度长期影响”等方向深化研究。

    本研究仍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文字整理：南京师范大学2025级硕士研究生宋辰宇